【摘要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决定》，从多方面对《刑事诉讼法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。从某种角度上说，“辩护制度”是其修改的主要亮点之一。会见权是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，律师不能会见当事人实质上剥夺了被追诉人最基本的防御权，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也被架空。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对会见权限制的规定与国际司法准则、国外司法制度仍存在差距，需要进一步地完善。

【关键词】辩护制度；会见权；《刑事诉讼法》

英国平均主义派领袖J.李尔本在《人民在约》一书中明确主张被告人应有权辩护或聘请他人协助辩护。[1]辩护权作为保障人权的重要部分，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基本权利。而辩护制度本身也被认为是体现一国诉讼制度民主程度的标尺。

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决定》，从多方面对《刑事诉讼法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。从某种角度上说，“辩护制度”是其修改的主要亮点之一。加上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修改的决定》，使得新《律师法》涉及“辩护制度”的规定与新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保持了一致，让整个辩护制度体系得到了统一。本文由于篇幅有限，故以会见权为角度，对新刑诉背景下的律师权利保障进行思考。

新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7条第3款规定：“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，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。上述案件，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。”此规定乃是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限制。然而，此规定是否合理？其他国家是如何规定的？是否符合国际司法准则？应如何完善？这些将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。

学界认为该规定合理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：（1）有效防止“涉密案件”条款的滥用。1996年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。随后此规定成为了实践中侦查机关不予律师会见当事人的主要理由，一些并非是国家秘密案件的也以此为由不予律师会见。这大大妨碍了律师给予当事人必要的法律帮助。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对特殊案件进行具体规定，使得侦查机关不能再随意以“涉及国家秘密案件”为由不予批准律师会见，应当说是有效地防止了该条款的滥用，对保障人权有着重要的作用。（2）满足了侦查机关的“功利主义”。有学者认为，“从我国现阶段的犯罪形势、侦查条件以及侦查模式来看，如果允许律师在所有案件中随时凭?三证?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，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侦查必然难以突破，而且可能引发律师与侦查人员之间的尖锐冲突，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的初期。即使在法治国家，对于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。”[2]（3）考虑到了国家利益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

益的平衡。有学者认为，对于一些特殊案件，律师的会见要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，是考虑到了国家利益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。[3]

笔者认为，依据该规定，对于特殊案件的律师会见，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，在司法实践中将如何有效实施有待商榷。但就本身法条来说，会见权很有可能因为案件的特殊而被剥夺。然而，会见权是被追诉人基本的权利，其是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，一旦律师不能会见，其给予必要的法律帮助就无法做到，对侦查阶段可能发生的刑讯逼供、超期羁押都无法实现监督，对于侦查阶段的公权力也无法实现制衡，律师不能会见当事人实质上剥夺了被追诉人最基本的防御权，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也被架空。

在我国台湾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4条规定，辩护人得接见犯罪嫌疑人及羁押之被告，并互通书信。但有事实足认其有湮灭、伪造、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者，得限制之。 台湾刑事诉讼法将会见权划分成被告会见权与辩护律师会见权，辩护律师除因第34条规定限制之外，都应当予以会见当事人，无需经过申请核准。在日本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9条

第3款规定，司法警察为实施侦查而有必要时，对于会见权的行使可以指定日期、场所及时间。[4]这一规定说明日本侦查机关在为侦查需要，也未禁止律师会见，而仅仅是延迟了律师与被追诉人的会见，以此限制会见权的行使。在英国，《警察与刑事证据法》第58条规定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怀疑犯有严重可逮捕罪行，会见将“干扰或妨害与严重可逮捕罪行相关的证据之收集”时，侦查机关有权限制会见。[5]在法国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63条规定，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，律师只能在第36小时介入；在贩卖毒品或者恐怖组织犯罪案件中，律师只能在第72小时介入。[6]

综观国际刑事司法准则、国外刑事司法制度对于律师会见权的相关规定，在一些例外情形下，对律师会见权进行限制是符合国际司法改革趋势的，然而，禁止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规定并不存在。此外，我国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、国外刑事司法制度还有相当的差距，在会见权限制的具体规制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比如会见的次数、时间、限制会见的法定理由等等。

综上，笔者建议，律师会见权仅可限制而不得禁止，对于特殊案件的律师会见权可以从会见的次数、时间、方式等进行限制，这不仅顺应了国际司法改革的趋势，也符合了保障人权、维护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。此外，为了防止侦查机关肆意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，立法上应当具体明确规定限制会见的法定理由，以此保障律师会见权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陶髦，宋英辉，肖胜喜.律师制度比较研究.[M].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5：6.

[2]孙长永.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立法的三大疑难问题管见[J].法学，2008（7）：8.

[3]张军，陈卫东.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[M].北京：人民法院出版社，2012：20.